12月中下旬，广大的县乡镇经历了新冠感染潮。对于湖北鄂西一座小村庄里的村医来说，她不知道村子里到底感染了多少人，更不知道重症率、死亡率，但她知道，这一切还远未结束，“并不敢说第一波已经过去了。”

很多基础病缠身的老人甚至无法前往医院，他们能做的只是待在家里，躺在床上，等待着家人所能寻求到的最好的治疗。在本文作者的乡村老家，她的外婆就是这样。

外婆没有确诊过——乡镇里大都是这样，多年前的中风令她失聪和偏瘫，这次，健康的左半边身体也失去了力气，她无法去医院，只能等待着上门的村医听诊过后，“基本确定肺部感染”，开了抗生素。她要靠别人的照顾才能起身，加上失聪，她已经被这个世界所隔绝了，只是躺在床上，任凭时间和生命一起流逝。至于辉瑞特效药Paxlovid和阿兹夫定，是这个村庄里的天方夜谭。

元旦刚过，村庄失去了往年的烟火气息，羊肠小道上的小推车、自行车和三轮车消失了，连往日吵闹的鸡鸭也不见了。唯一打破村庄里寂静的，是噼里啪啦的、为葬礼而放的鞭炮声和唢呐。

希望外婆可以熬过这个冬天。

撰文丨廖宇彬 编辑丨荆欣雨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我们只能看着她的身体机能在衰退

去年12月26日，姨妈打电话来说，外婆可能阳了。

12年前，外婆再次中风偏瘫（上一次是90年代），脑出血压迫听觉神经使她丧失了听力，从此她的右半边身体无力，只能依靠左半边身体支撑。自从《新十条》发布，我们最担忧的就是家里的老人。乡下医疗资源匮乏，老人身体不好，一旦感染奥密克戎，不知道还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

外婆倒下得非常快。她没有发烧的症状，但左半边的身体突然就失了力。那天她坐着上完厕所后，像往常一样撑着椅子试图起身，没成功。半个小时后，姨妈发现外婆仍然坐在上面，她起不来了。再过了一天，外婆脱不下裤子，也提不起来了。她没法动了。

这对外婆精神上的打击更强烈。她不停地向姨妈比划，嗫嚅着不成义的语气词，想要坐起来，想要下床，想要自己上厕所。但是一个动不了，一个扶不起来，家里没人能一直支撑着她。

之所以说“外婆可能阳了”，因为村里做不了核酸，买不到抗原，至于阳或不阳，也是单凭感觉。看本人有没有症状，看家里人有没有症状，“一家人都阳了，外婆怎么可能没有阳呢？”即使早做了心理准备，我们真正听到消息时仍然茫然无措。

外婆今年79岁，和姨妈一家住在湖北省鄂西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人基本以耕田为生。即使时刻戴口罩，在家庭其他成员与外界频繁接触的情况下，感染也再正常不过。姨妈每天要去周边的社区扫地，表哥要不定时地去附近市里打工，表弟要去学校上课，12月中旬，姨妈第一个感染，没有发烧，只是浑身酸痛，双腿如同针扎。没多久，家里人陆陆续续都感染了，表弟高烧被遣返回家，姨爹吃完亲戚的丧葬酒席后病倒。妈妈每天早上都会和姨妈通电话，询问老家和外婆的情况，反复强调“这病挺严重”，告诉他们感染后应该注意什么，怎么吃药。

卧床的外婆

29号，外婆已经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排泄困难，电话那头只有破碎的呼吸和咳嗽，我和妈妈都已经转阴，决定回老家看看。这次回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回家要面对什么，可能面对什么，没人知道哪天是最后一面。

曾经我一直很好奇，衰老和死亡有气味吗？现在我知道了，有的。村里都是自建房，外婆单独住在一楼的房间，一进门就能看到。仿佛是腌坏了的腊肉混杂着馊掉的牛奶，上面浇了一层刚煮出来的米糊糊的味道涌进了我的鼻腔。外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面衰老是非常残忍的，它无声地侵蚀身体机能和剥夺个人尊严，但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旁观。

村里这样的老人比比皆是。老家和全国的县乡同步，在12月中下旬遭受了严重的新冠感染潮冲击。村卫生室的一位王医生告诉我，整个村有300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留守的老人。12月中下旬的感染潮高峰，她每天都要接诊一百多位病人，一月初大概是五六十人，“但并不敢说第一波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一个月，她每天早上七点多来上班，小小的卫生室挤满了老人，输液室没多久就坐满了。还有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只能等待着村医空闲时上门诊治。

放开时，卫生室没有任何准备，感冒灵、连花清瘟、布洛芬，什么都没有，一直到12月28号他们才有了从镇医院购买的和政府免费发放的布洛芬。之后卫生室一直按照5、6颗一起售卖，五毛钱一粒。

村卫生室里，医生把布洛芬片分成5-6颗一份

相对幸运的是，外婆家没有经历缺药危机。家里囤的药足够撑过最开始的需要，作为精准扶贫的贫困户，她也收到了十几粒免费发放的布洛芬。虽然这对她来说，是没什么用的。至于更好一点的药，去镇上也买不到，辉瑞特效药Paxlovid和阿兹夫定在这里属于天方夜谭。村里人基本没听说过，村医对这些药的印象只是一个抽象的名字，镇医院的医生了解信息但从没见过，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县医院应该也拿不到这些药。妈妈最开始有尝试过寻找网购渠道，毫无悬念地购买无门。

家里也不是没有想过送外婆去医院。但外婆晕车非常严重，在身体相对健康时，也不能坐轿车，坐面包车和三轮则会相对好一点，可能吐一袋子就到了。就算强制让外婆晕着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的医院。

镇医院的条件并不好，床位很少，没有电梯，不一定有空调，也没有呼吸机。如果要去门诊部做CT、B超、心电图等检查，只能依靠人力背着外婆到二楼或三楼。

我去县里看过，县人民医院已经超载运转了好多天，走廊里到处都是临时增加的床位，上面躺的基本都是老人，双目紧闭，鼻子里通着吸氧管，周围环绕着三两个焦急而沉默的中年人。所有科室都成了呼吸科，医生都带病在岗，仍然难以应付。即使有幸能排到床位住院，因为外婆失聪，请到合适的护工几乎不可能，需要姨妈24小时照顾，但谁来顾及家里的一堆事呢？即使克服以上所有的困难，最终的问题在于外婆的个人意愿——她拒绝去医院。

外婆非常害怕医院，只要人是清醒的，就一定会拒绝医院。12年前她中风后，即使快要下病危通知书，外婆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姨妈和妈妈将她送回家。家里人拗不过她，只在医院住了十天，就回家静养。这次也一样，姨妈和妈妈只要表示要送外婆去医院，她就会浑身颤抖着摇头拒绝。

元旦那天，姨妈终于请来了村医上门。来的是王医生的伴侣，他也在基层卫生室工作了几十年。他跨着便携药箱，用听诊器简单诊断后，基本确定外婆是肺部感染。他说，很多老人感染后都不会发烧，直接成为肺部感染。外婆也是这样。家里没有什么能用的药，村医给外婆开了几天的消炎药，打针吊水，更多的措施也做不到了，剩下的只能看命。

姨妈告诉我，村里很多老人感染新冠后，确实都只能靠命。缺钱、缺人、缺意识、缺渠道，能去县医院甚至市医院得到及时医治的毕竟是少数人。命硬的，熬过来，命薄的，就走了。

无力

在我心中，外婆一直是个命很硬的人。

家里人过去常常感叹外婆的命不好。外公还在世时，很不顾家，经常打骂外婆，田间劳动和家务都是外婆一人操持；外公去世后没多久，外婆就经历了那次中风，身体彻底垮掉，抢救过来后没法再正常走路，耳朵失聪，留下了一堆基础性疾病。

但外婆非常倔。爸妈想给她买轮椅，她拒绝了，她不坐轮椅，她一定要自己走、自己动。她左半边的身体还有力，只需要一个支撑点，一把很小的椅子。在漫长的练习和尝试中，她学会了左手抓着椅子，将椅子往前推一步，左腿微微弯曲向前挪一步，依靠惯性右腿在地上拖一步，一步一步，数十年如一日，从卧室到餐厅，从餐厅到卧室。若有时想去门口坐会儿，拖着小椅子落了地，她就能顺势坐下。

失聪是另一大困扰。听不见之后，外婆说话的能力也在逐渐消退。小时候，我最期盼的事就是放假回外婆家，在田边锄杂草、池塘里钓鱼、土里拔萝卜，外婆会乐呵呵地陪我一起，如果把衣服弄脏了她会偷偷给我洗干净，防止妈妈看到了骂我。外婆第二次中风倒下前的午后，她在菜园里锄杂草，我在一旁帮她拿水壶浇水。但她生病后，我就再也没和她有过正常的交流。她听不懂我，我听不懂她。

小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听不见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后来看着姨妈和妈妈艰难地比划和做口型、写字给她，看着大人们无论怎么吼，她都不会有反应，看着照顾中无法沟通的崩溃。失去声音后，她被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也永远地被隔绝在了过去。

最初几年家里随时准备好丧葬，没有人相信她能一路活过了十几年，精神越来越好。每次回老家，我会习惯性地在一楼寻找外婆，和她打招呼，说“我回来啦”。外婆一定会咧开嘴，笑意弥漫至眼角，开心地对我说“回来啦”——这是我为数不多能辨别出来的几句话。今年九月份回北京前，我和外婆像往常一样挥手说拜拜，她坐在大门口，笑着握了下我的手。

仅仅只过了三个月。如今外婆躺在床上，没有一点生气，像一匹辛劳了一辈子的、衰老的病马。深深浅浅的沟壑爬满了她的皮肤，褐色的斑痕零零星星，她睁着眼平视前方，往常带着笑意的眼角皱纹消失了。床边的老式挂钟仍然在走，每过一秒，会有“滴答”的响声。我站在床前，左耳是清晰的钟声，右耳是破碎的人声，我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外婆的生命在随着秒针的前进流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意识到我，也许看见了，只是没有能力再笑了。她提不起面部肌肉，无法控制咀嚼，甚至吞咽食物、药品都没法完成，只有一声声急促的咳嗽和喘息。

1月5号下午一点左右，村医上门给外婆吊水，这是第四天打消炎药，用的克林霉素。外婆比前几天的状态要稍好一点，至少中午喝掉了一整碗稀饭。但她依然抗拒打针。外婆的左手边靠床沿，前三天图方便都打的左手，医生担心输液效果，想换一边打，外婆不乐意，因为左手是她唯一能稍微移动一点点的部位，也是对触摸还留有感觉的地方，即使是痛感，她也不愿失去，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最后姨妈抓着她的右手，让村医打了针。

吊水

之后的一个小时，外婆用间歇的“咿呀”表达她的不舒服，但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握着她的手，“再忍忍，马上就好”，一个小时内大概重复了十几遍。

照顾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没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和熟练度是做不来的。如果外婆想由躺到坐，姨妈需要用力抱起她的上半身，将床上放置的众多衣服一层层垒在她的身后，直到足够的高度和厚度，让她能足够稳稳地倚靠。躺下时再抽掉那些衣服。外婆无法自己使用恭桶后，姨妈强行给外婆套上了成人纸尿裤，早晚的更换也完全是一个力气工程。

姨妈略微发白的唇色、乱糟糟的头发、耷拉的脸部皱纹无一不在述说着她的疲惫，她已经没什么力气做点表情，在衣物的摩擦声中偶尔对外婆嘟噜两句“你别动”。说实在，我和妈妈回去反而是增加了姨妈的负担，她还要顾及我们俩吃饭，但我们又不会独立照顾外婆，只能打个下手，偶尔在姨妈照顾时扶一下，说两句话，帮忙拿一下东西，其余的还是要依靠姨妈。妈妈对我说，回来后她觉得很无力，我理解她。

不同往常的鞭炮声，撕破了村庄的寂静

回到农村那天天气不好，雾蒙蒙的，老家门前的田地种满了冬小麦，绿油油的，本该鲜艳，但天空是灰色的，所以一切都是灰色的。老家很冷，今年还没烧上柴火，在屋里站了会儿，脚底感觉在发凉。我在村里四处逛了逛，连着十几户都紧闭房门，没有什么声音，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后来路过了两三户，有老人坐在门口休息，他们对于我在这散步感到十分新奇，也许因为我面生，也许能见到的人实在太少了，主动和我搭话。往年此时村里刚过元旦，家家户户门口散落着烟花的余温，乡里邻居隔着院子喊话，小推车、自行车、三轮车在羊肠小道上来来往往，虽然不如春节时热闹，但绝不冷清。

我戴着口罩，站在两三米开外问候，熟练地介绍自己是姨妈的侄女，他们立刻明白了我是谁，笑着寒暄了会儿。他们都是还没感染的老人，家里只有他们，子女不在身边，每天几乎都不出门，也见不到外人，所以一直没阳，村医告诉我，在村里这样的老人大致还剩两成。

我绕了村子走了快一圈，没有遇到更多人，一切都是冷清的、寂静的，连往日吵闹的鸡鸭都不见了。

我又去镇卫生院和县人民医院转了转。镇卫生院很安静，人并不多，有十几位老人排队在打第四针疫苗，门诊部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挂号，输液室里都是老人在挂水，来看病的人大多在做CT。我在几个科室的医生边旁听了会儿，他们接诊的病人几乎都是原来要去发热门诊的，现在后者反而没那么多人。有很多独自来看诊的老人，他们手里都拿着CT报告，缓慢又紧张地询问医生自己的肺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来挂挂水，图个心安。一位奶奶原本就有结节，医生反复向她解释这和新冠无关，得另寻方法治。

一位医生告诉我，现在医院里来做CT的，十个人中有五个人都是肺部感染。另一位医生告诉我，这里村镇医院能接纳的病人数量太有限，能力也太有限，只能治轻症，所有的重症患者都只能自己去或者转诊去县医院，“那里也是这次感染受冲击最严重的地方了”。

下午四点我到了县医院，那里仍然人满为患。我刚踏进门诊部，一架病床从我面前呼啸而过，大厅里排着两列长队，我本来以为是自动挂号系统，从旁边挤到前面去看，发现是CT报告打印机，机器上轮流滚动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门诊部有四层，我去看了看二三楼的内外科，到处都站着等待的人，粗略扫过一眼，几乎大多数都是老人。激烈的咳嗽声充斥着这个小小的空间，走廊上，一位奶奶扶着垃圾桶在咳痰。我有一阵恍惚，县乡的第一波重症高峰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县医院的自助打印区

谁都没法回答。村卫生室的王医生告诉我，她什么数据都不清楚，阳的人没法准确断定，也不知道死亡率，判断感染潮就跟判断阳一样，凭感觉。村里有多少人离开了呢？没人知道。

我知道的是，在这个冬天，死亡成为一件寻常的事。年末，村里三天两头都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乐队的歌声和唢呐。不同于往年为了庆祝元旦，今年没人过节，都是为了葬礼。

回家后，外婆斜靠在床上，一动不动。姨妈在谈论家里认识的亲戚前两天去世，送到县里的殡仪馆后，没有空余的灵堂安置，只能连夜送到另一个地方，勉强赶上了仅剩下的灵堂位。外婆的一位姊妹在感染后已经离世了，外婆的一位兄长那天刚刚转阴，打电话给姨妈询问外婆的情况。姨妈又和妈妈发愁，外婆已经四天没有大便了，再不行就需要找点药了。

那天晚上七点，我和妈妈该开车离开了。外婆重新躺了回去，她比以往睡得更早，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灯已经熄了，外婆平躺在床上，四周环绕着层层叠叠的衣服，仿佛一道围城，墙上的老挂钟依旧滴答滴答，喘息声逐渐微弱，房间陷入了黑暗。

能不能挺过这个冬天呢？谁都没有答案。

◦ 头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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