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家的财产差不多等于清政府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人家说他是富可敌国这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所以那时候伍秉鉴是闻名世界的商界明星，特别是在美国人中拥有众多的“粉丝”。
伍秉鉴的后人现状如何?
第二次鸦片战争，十三行被焚毁，对伍家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有各种各样客观的原因，也由于伍家的后人不争气，在伍崇曜以后伍家再也没有商业的英才，伍氏家族迅速衰落，然后消失在历史深处。所以，我想用伍家后人伍凌立的一番话来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束，我看了这段话以后挺感慨的。
“伍氏后人有的转向仕途、文人墨客、艺术人生;有的转向学习洋技科学，崇尚科技强国;有的面对外国列强侵略战争，走向投笔从戎的道路，从军救国;而有的则过着寄生性的生活，挥霍无度，几代人未干过工作，结果，终因丧失生存能力，靠变卖财产渡日;更有甚者，好逸恶劳，瞒天过海，欺诈、政治投机，缺德败家。从中或许能让人惊讶!?为什么中国难有百年的家族(或民族)企业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上在中国富商后人中，似乎还是难走出衰落怪圈……。不知是家族文化的悲衰，还是国家民族文化是悲衰?”
这是伍氏后人伍凌志立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让人感慨万分。
伍秉鉴与他的家族经商传奇
伍氏家族早先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清代的初期伍秉鉴的祖先来到了广东，入粤以后，估计他们这个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这个家族外界才开始有了记录。
——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210期
先解释一下“一口通商”。所谓的“一口通商”，一口通商指的是广州，“口”指的是粤海关，是广州口岸。一口通商准确地说，是面向欧美的海洋贸易的唯一口岸。意思就是说，当时对外开放的口岸其实并不止一个广州，但是，西方海洋过来中国贸易全部必须集中在广州，所以现在人们俗称一口通商，这是一个俗称。所以现在讲一口通商，你要有一个限定语。一口通商的时代是1757-1842年。
什么是十三行?“行”指的是商行，对于十三行具体来说，它指的是外洋行、洋行。也就是说，是十三家对外贸易的大公司，不是一般的小公司，是大公司。他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我们就把他叫做十三行商人，简称行商。十三行就是指在广州这么一个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因为有时候并不止十三家，有时候多于十三，有时候少于十三。所以，十三行并不是一个确指。十三行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指十三行商馆区，就是在文化公园附近，我们现在叫西关。十三行也可以指一个商人群体，它也可以指一个商馆区，那一片的街区。当时在整个广州口岸里面，十三行是广州口岸的核心。
一、伍秉鉴的家族：来自福建，投身外贸
在古代的中国，海洋贸易最活跃的两个省是福建和广东，为什么广东和福建是我们国家海洋贸易最活跃的省份?
我们国家的海洋状况是，东面除了朝鲜、日本、琉球这几个有限的国家以外，再往东去的话，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大洋——太平洋。太平洋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不可逾越的汪洋。但是，东南方的情况不一样，东南面靠近东南亚，东南亚我们过去叫南洋。从我们国家的东南过去，航海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通过东南亚，往西走是马六甲海峡，通过马六甲海峡再往西走可以到达印度、西亚，就是现在的中东地区，甚至可以到达非洲东岸，非常广阔。所以离东南亚最近的福建和广东是海洋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东南亚被很多西方国家占领，比如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荷兰占领了印度尼西亚。中国人到南洋去做生意，经常是跟西方人打交道。
广东和福建虽然海洋贸易都很活跃，但两个省的情况又不一样。福建主要是出海的通道。那么广东，特别是广州，主要是一个中西交易的场所，所以两个省的情况又有点不太一样。后来来自西方的商船，明代开始有了西方的商船，到了清代来的越来越多，西方的商船基本上都选择了停泊在广州。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所以广州口岸就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商人，其中包括了福建的商人。福建人经常到东南亚做生意，他们经常会跟西方人做生意，加上广州又是中西交易最重要的场所，所以很多福建人就来到广州了，其中就有伍秉鉴的先祖。
伍氏入粤族谱
一代 伍典备
二代 伍朝凤
三代 圣字辈
四代 章字辈 伍章茂(字怡伟)殁于行洋
五代 国字辈 伍国瑞 伍国珩 伍国莹
伍氏家族早先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清代的初期伍秉鉴的祖先来到了广东，入粤以后，估计他们这个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这个家族外界才开始有了记录。应该说伍国莹之前的前几代，这个家族的日子应该过得比较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举几个例子。第四代的伍章茂，他的职业是跑海上运输的，海上运输的风险很大，他死在了电白。
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兄弟三个人，他前面有两个哥哥，这两个哥哥都很年轻就死了，而且这两个哥哥都是终身未娶。所以，这些都可以推断他们这个家族的日子可能过得比较艰难。到了伍国莹就继承了他们伍家的生意，估计不是很大的生意，反正还是继续去做。他们那时候不是行商，他就到十三行打工，包括做做帐房、会计，后来有了起色。
伍国莹的商名叫伍浩官，所谓商名就是从事做贸易的时候人家这么称呼他的名字。他的第三个儿子伍秉鉴生下来以后起了个乳名叫阿浩，他就用了这个浩字，把自己的商名定为伍浩官。
1777年的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有了浩官跟公司做茶叶交易的记录，后来他慢慢积累了人脉，积累了经验，积累了资金，后来伍国莹就开始重出行商，参与经营的行叫做元顺行，他一开始参与经营，还不完全是他的，这时候是1783年。所以，伍氏的后人就说，“怡和行实以国莹为始祖”。
伍国莹是精明能干的，但是，他很不顺利，他经营元顺行以后，他遭遇跟英国人、粤海关的经济纠纷，搞得挺狼狈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伍国莹有点无心恋战，所以就很迅速地把业务交给了他的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伍秉钧，交给他的时候是1792年。伍秉钧非常能干，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的创办了怡和行，“怡”字取得是第四代的伍章茂(字怡伟)的字。
但是很可惜，这位很有能干的商人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了，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这一年是1801年。到了1826年伍秉鉴也退居了，把怡和行的行务交给了他第四个儿子伍受昌，伍受昌是1826年接过了伍秉鉴的行务。但是，伍受昌33岁就去世了，他在1833年就把行务交给了他的弟弟伍崇曜。但是，不论是伍受昌还是伍崇曜，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实际上后面一直背靠着一棵大树，就是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怡和行实际的掌门人伍秉鉴。祖孙三代一共有五个浩官，这五个浩官都很有名气，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伍秉鉴和伍崇曜，伍秉鉴是第六代，伍崇曜是第七代，伍秉鉴又叫伍敦元，伍崇曜又叫伍绍荣。伍浩官的名字享誉世界，连德国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也提到伍浩官这个名字。
二、精于经营，恪守诚信
所谓一口通商的广州对西方的贸易主要是茶叶贸易，伍秉鉴在经营怡和行，应该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已经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真正把怡和行做大做强的是伍秉鉴。伍秉鉴是一个商业天才，他有过人的精明。比如在一口通商的广州主要是茶叶生意，在所有进口的外国商品和出口的中国商品里面，茶叶都是最大宗的商品。十三行的商人所做的生意主要就是茶叶，伍家也不例外。
其实讲起来整个贸易过程很复杂，经手人要经过很多道程序，经过山区，种茶的茶园，一直到下来整个流程，到广州的黄埔港，这边是外国商船把茶叶运走，把整个茶叶经营的过程浓缩在这个画面上。首先是茶区的茶农要把茶交给茶区的茶商，然后从茶区的茶商再到广州的茶行，广州的茶行再交给十三行的商人，十三行的商人再卖给外国商人，是这样一个流程。
十三行的商人在一口通商的时候是垄断性的商人，当时在广州有很多外国人在做生意，这些外国人带来的是西方的进口商品，要在广州买中国的出口商品。在内地有很多商人也到广州来，他们带来了很多中国的出口商品，再买很多西方的进口商品再到国内去，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十三行商人是垄断的，外国商人也好，中国商人也好，所有进口、出口的都要经过十三行商人，主要是指大宗的商品。而且十三行商人并不多，少的时候只有几家，多的时候十几家，垄断的特权是朝廷给的。
从运输的路途，那时候的茶叶主要是在武夷山，福建的北部，还有安徽的南部和江西婺源那一带，我们就举武夷山为例，因为武夷山出口茶叶最多。茶叶先从武夷山走一段山路，然后到江西的河口镇，从河口镇通过一条河(信江)，又通过鄱阳湖到南昌，又通过南昌，这段是水路。第一段是山路，河口是水路到南昌，南昌就是赣江的下游，然后通过南昌一直顺着赣江水路，一直到南安，就是赣江的尽头了，不能再走了。接着又要把船换成挑夫去挑，挑过广东背面的南岭山脉，经过浈江梅关，然后再到南雄。到了南雄再换上船，这里就是浈江，南雄到曲江之间一条很窄的江叫浈江，通过浈江运到曲江，到这里就是北江了，小船换成大船，大船再从北江一路直下广州十三行。
所以这个流程很复杂，经手人这么多道，流程这么复杂，你可想而知，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茶叶的质量都会受影响。但是，伍家采取了什么措施，现在没有记录，所以我也不能乱说。但是，肯定伍氏家族的怡和行有一整套很精明、很高明的措施，而且是“以品质为王”的措施，保证了茶叶的质量。所以，外国商人高度评价怡和行的茶叶，只要这个茶叶上贴上“怡和行”的标志，就被外国的公司鉴定为是最好的茶叶。一般来说，怡和行的茶叶卖出去的价钱也比较高，特别是美国商人，大多数是跟怡和行打交道的，买他们的茶叶。正因为怡和行能够保证质量，而且能够按时交付茶叶，所以怡和行的利润也就水涨船高了。
当时在广州口岸贸易最占压倒优势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我们看看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伍秉鉴的怡和行在东印度公司的交易里面一直占了很大的份额，伍秉鉴当了总商以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里面的份额是占最高的。举1830年为例，这一年怡和行卖出的茶叶是50800箱，占的份额是整个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里面18.6%，价值1274000两。这还没有加上其他国家的商人，还没有加上英国个体户的商人，他们加在一块的话，怡和行每年卖茶叶的交易额达到了几百万两的数目。
美国人跟怡和行做生意做的最多，美国人帮衬怡和行帮衬得最多，伍秉鉴也慷慨的帮助美国人。比如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美国人欠了伍秉鉴72000多元。因为那个时候，广州口岸的白银分两种，中国的白银是元宝型的，但是，外国的白银是硬币，叫做银元。有个美国波士顿的商人欠了伍秉鉴72000多元，因为他经营得不好，他还不起，清政府就不让他回国。后来伍秉鉴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把他找来问清楚了情况以后，伍秉鉴就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只不过你不走运，这样吧，我现在就当你的面把欠条撕了，你回去吧。”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因为72000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波士顿商人欠了72000多元，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几年前是嘉庆皇帝的60大寿，这是国家大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争相去进贡，去送礼。嘉庆皇帝60大寿的贺礼，十三行商人都是要做的。当时天宝行的商人梁经国送得最多，送了2万多两白银，合成银元应该是3万多元左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么大一件事情，天宝行行商送给皇帝60大寿的礼才3万多元，而波士顿商人欠伍秉鉴的是70000多元。
所以这个事情他做的很高明，如果你仅仅用伍秉鉴的仗义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军事上，有时候是为了最后更大的胜利，有时候往往会主动放弃一些城池。正因为伍秉鉴这样做了，伍秉鉴做了这么大的生意，他这种慷慨之举肯定是有想法的。果然他这么一做以后，伍秉鉴的大名在外国商人广为流传，直到今天，最近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又提了这件事情，伍秉鉴怎么慷慨。提完以后这位历史学家克·杰·多林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还有评论。他说伍秉鉴更是声名远播。他的正直、友善甚至传到了波士顿、纽约和许多对华贸易活动兴盛的港口，从而成为在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怡和行的信誉为各国商人而称道，比如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常常把怡和行当成自己的银行。因为那个时候的贸易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交易会一样，我们今天的交易会是有限期的，每年两次，每次多长时间。那时候也是这样，有贸易季，只有半年是做生意。做完生意的半年以后，西方的商船返航回国了，还有少数西方人留在了广州。那么，这些留在广州的人，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你不能住在广州，你要走，到澳门去，等到下一个贸易季的时候再请你们过来。他到澳门去的时候，因为珠江边十三行商馆区，珠江边那一带都是外国商馆，他们要离开这里到澳门去，他们手头有很多钱，不像现在有银行，但那时候没有银行。怎么办?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最牛，他们就把钱存在怡和行。比如1818年嘉庆的二十二年，东印度公司在临离开广州去澳门之前就把57万元的现金存在伍秉鉴那里。
三、全球视野，开放意识
伍秉鉴和他的怡和行，一个是精明，一个是诚信，但是，我觉得精明和诚信是所有成功商人的共通之处，也就是说，所有成功的商人，他都可以说是精明的，诚信的。伍秉鉴的怡和行跟这些其他成功商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最想说的，是他的全球视野、开放意识。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的商人里面，最具全球视野、海洋观念、开放意识的就是十三行商人。而伍秉鉴家族是其中一个典型，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并不是说广州的商人特别聪明，不是这样子，或者说广州的商人长的脑袋跟别人不同，也不是这样。主要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给了十三行商人一个特定的条件。
因为十三行现在要做电视纪录片，我们上个月在广州图书馆就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开拍了。我们想把外国领馆的领事也请过来，当时我们台里面还跟我讲，范老师，能不能开列一个领馆的名单，那时候跟广州一口通商有关系的国家，能不能开个单子给我们，我们就按这个单子去找领馆，他们说有点关系的都写上。我后来想了想，我就开列了20个国家，还没开全名单。你想那时候十三行的商人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经商的，你要是不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做生意，你不以这种心态去面向海洋，面向世界，你在十三行根本就别想混，就像你要是生在湖南的话，你自然就喜欢吃辣椒，道理是一样的。
当时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占压倒优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珠江边的(现文化公园那里的英国商馆)，那时候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在伦敦，广州这里等于是一个分公司或者叫办事处，你都可以这样理解，那时候广州人把它叫做英国商馆。
伍秉鉴跟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密切的交往，有很多生意来往，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另外比如说还有印度的商人。道光初年，有一个在广州做买卖的印度商人，叫做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他跟伍秉鉴之间有些生意上的来往。过了没多年以后，他的一个远亲也是印度商人，叫做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来到广州以后是做棉花买卖的，因为印度的棉花非常好，大量的棉花会销到广州来，他也跟伍秉鉴之间有了生意上的来往，慢慢慢慢大家就熟了。
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做棉花生意发了财以后，他后来回到孟买，他就在孟买扎下了根。伍秉鉴就请他做了怡和行在印度的代理商，于是伍秉鉴跟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之间就是生意频频、书信频频。直到现在，在孟买的档案馆里面还保存着一批伍秉鉴给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现在还保留在那里。
最能体现伍秉鉴家族开放意识的是他们和美国的关系，1783年美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胜了英国的军队以后，英国承认它的独立。1783年刚刚独立的美国非常弱小，很贫穷，很弱小，地方也很小，人也很少，也很穷，也没有朋友。所以那时候作为那么小的美国，他们怎么走出困境，他们就看上了对华贸易，想通过对华贸易来摆脱他们的困境。因为那时候对欧美的贸易是集中在一口通商的广州，所谓的对华贸易实际上就是对广州的贸易。
就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的第二年，美国第一艘对华贸易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就来到了广州，不过它挂的是英国旗，但实际上美国船。来到广州以后，他们就由“中国皇后号”开启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同时也开启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中美的关系就是从美国商人跟十三行商人，跟广州口岸的通商关系开始的。今年刚好是230周年，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有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美国人来到广州以后，马上就显示出一种后来者居上的优势，伍秉鉴就很聪明地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就很重视跟美国人做生意，很重视发展跟美国的关系。而且到后来的时候，伍怡国基本上是专门做美国生意，特别是跟美国在中国广州最大的企业旗昌洋行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有一个美国人长期住在广州，他叫亨特，他有一段记录，他说伍秉鉴专和旗昌洋行一家合作，它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他在武夷山区拥有大片茶园，每年将从该处出产的名茶——功夫运往伦敦，它在英国市场上很受欢迎。他的交易额很大，全部由他驻广州的代理人办理，这个代理人指的就是旗昌，他非常信任这些代理人，放手让他们去做。他的货物输出到英国、美国和印度。
那么，伍家和旗昌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伍秉鉴委托旗昌去帮他的代理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为什么说是双赢?就是旗昌是依靠着伍秉鉴的怡和行，他实际上是靠着一棵很大的经济支柱。反过来，伍秉鉴的怡和行又在旗昌洋行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因为十三行基本上是坐镇广州的，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是满世界上跑去做生意的，所以美国人国际贸易的经验非常丰富，伍家也就是利用了美国人这种国际的经验。还有一个好处是，他们委托旗昌，他们把很多的货物可以运输，或者是把贸易做到国外去。因为中国官府对这些卡得很死，很严，这样一有了委托人，一有了旗昌洋行就好办了，这些是美国人做的，等于就是不受中国官方的追查，也不受中国官方的勒索。
另外，伍秉鉴也没有让自己的财富趟在自己家里睡觉，他还要想办法，他就是靠着这些在美国的代理人，不断的去向美国投资。在那个年头，在古代向美国投资的商人你还能找出谁。比如说伍秉鉴通过旗昌洋行的股东来投资美国铁路，密歇根中央铁路和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就是伍秉鉴参与投资的，除了铁路，还有美国的证券交易和美国的保险业务，怡和行都参与投资了。也正因为这些商业活动，为怡和行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讲是全球视野、开放意识，这些都说明了。
四、富可敌国，万众追捧
正因为怡和行的成功，所以他们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在今天有不少的文章，不少的场合伍秉鉴都被宣传为是“世界首富”。作为我个人，我个人一般不特别这样强调，我只是想客观的阐述这个事实。有美国学者曾经有这样的讲法，当代的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曾经说过“到1834年，伍浩官不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搞了一个专辑，他统计了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是中国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刘瑾、宋子文、伍秉鉴。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代忽必烈是元朝的皇帝，和绅是清代的一个大贪官，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刘瑾是明代的大太监，也是一个大贪官，宋子文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是民国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伍秉鉴。有的学者分析，这6个人里面，只有伍秉鉴一个是纯粹的商人，只有他的财富是纯粹的商业财富，尽管他是垄断得来的，虽然具有垄断权，但毕竟它是商业财富。
伍秉鉴到底有多少财富?这又是亨特说的，“浩官究竟有多少财产，是大家常常谈论的话题”。这个“大家”主要是指西方人，他在西方人里面很多“粉丝”，像我们今天大家在全世界议论乔布斯一样的，那时候伍秉鉴是大家很倾慕的一个商人。但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房产、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2600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5200万元。
当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伍氏家族财产是2600万元，换算成银两就是1872万两。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也就是说，伍家的财产差不多等于清政府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人家说他是富可敌国这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所以那时候伍秉鉴是闻名世界的商界明星，特别是在美国人中拥有众多的“粉丝”，西方的“粉丝”对他的羡慕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曾经有一艘美国船，这个船造好了下水，这艘船就命名它叫“浩官号”。
英国两个大鸦片烟贩子，查顿和马地臣勾结在一起，然后两个在广州成立了一个洋行。查顿马地臣洋行的英文名叫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他们同时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怡和洋行。所以现在一说怡和就有两个，一个是伍秉鉴的怡和行，一个是查顿和马地臣的怡和洋行。
《洋行之王》这本书就是怡和和它的商业帝国，这本书是讲英国的怡和洋行，不是伍秉鉴的怡和行，这么大的洋行也用了伍家的名字。不管今天的人对他怎么评价，但是，有一个事实你不能否认，从十三行开始一直活跃到今天的外资企业唯一的是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到现在仍然在活跃着，跟中国古代、近代的很多大事件都产生了交集。
(PPT)这幅画因为扫描效果不好，实际上这个画画得非常漂亮，是当时跟十三行关系很密切的一个画家钱纳利的作品，这幅画很漂亮，这幅画长期挂在香港的汇丰银行里面。钱纳利在1830年画了这幅画，第二年1831年钱纳利还把这幅画拿到英国的皇家美术学院去展览。值得说明的是，一幅这么有名的画像，为什么钱纳利要画这个画像，他不是应画中人伍秉鉴的要求去画的，他是应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普顿的请求画的这幅画，你就可想而知那时候西方人对伍秉鉴的这种感觉。
五、与官博弈，落花流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伍秉鉴的画像全都是穿官服的，他是商人，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画像全部是穿官服，为什么商人这么喜欢穿官服?就十三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几点我想说明一下。
1.士农工商
2.官贵民贱
3.藐视产权
4.保商制度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面，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中国又是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家，代表皇权来行政的是一个庞大的、强力的官僚体系，所以是官贵民贱，这是社会的常态。尤其十三行商人的顶头上司粤海关，那时候粤海关的关长叫粤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嫡系部队派到广州来收税的，就好象今天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是他的嫡系部队，那时候的粤海关监督就是粤海关的关长，都是皇帝的嫡系、心腹。
当年的英国人看到了十三行的商人有这么一句评论，英国约翰·巴罗说“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另外一个英国人岱摩很快通过十三行商人，他看清楚了中国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他这段话讲的很有意思。岱摩说“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到了什么地方，那种视线，你从来不敢看他那么高，你想想行商那种表情。这是他的亲眼所见。
我们大家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卖炭翁卖的炭，第一句话就说明，他砍柴烧炭，炭的产权是属于卖炭翁的，但是，当他把炭拿到街市上卖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两个人，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皇宫里的太监和爪牙来了之后，不由分说，把一车炭拉起就走。所以，拿着皇帝的文书就说“这是皇帝的命令”，拿走就拿走了，你一点奈何都没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三行商人也是卖炭翁，专制王朝从来都蔑视产权，政治权力就是就天然的抢劫权，合理的，这是天然的。十三行的商人也是，他们的财产被官府和朝廷可以随时去剥夺。
这段话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法国商人写给广东官府的一个报告里的一段话，“借办贡物名色，需一索十之恶习，宜加严禁也。查从前采办贡物，关宪每先列单，当面饬令行商购备，定价不过敷用而已。近十余年来，每遇需用一件，关吏与内司与地方官，向各行索取，奚啻十件，日无宁晷，以一件藉办贡物之需，或藉为某大人自贡之用，余则归其私囊，任意单派，无论行商之有无，日催坐迫，或索银两代买，或指已向某店买到，令还银两，不一而足。若不应与，则挟恨寻事，惨不胜言。”这就是伍秉鉴所处的时代，就这样，那你说他跟卖炭翁有什么区别?
另外，还有一个保商制度的问题，所谓的保商制度就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官员是很尊贵的。我们现在叫外国友人，那时候外国人被中国人看不起，叫蛮夷。嘉庆九年(1804年)两广总督倭什布：天朝国法森严，大臣、官员不准与番国交接。官员是不能跟外国人混在一起的，不能够见面的。那么，在广州口岸这么多外国人，这么多外国的事要跟官府打交道，怎么办?好办，有十三行商人。所以，当时有一种“保商制度”，所谓保商制度就是，十三行的商人在中间，外国人也好，官府也好，这两头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十三行的商人，这叫保商制度。外国人来了一定要找一个保商，这个保商就要对这个外国人所有的一切负责任，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包括你收税也好，包括刑事案件也好，包括你的吃穿住行，保商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包起来，所有的风险你都要担起来，有什么事情官府找你。他就夹在中间，这边的西方人很强悍，那边的中国官府很蛮横，中间是很弱小的十三行商人，就是这么一种制度。
马克思说：“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便会发现，当约翰·包令请求会见叶总督时，总督是准备会见他的，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的座落在城外的房子作为会见地点……约翰·包令却觉得，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任何地方去有失尊严……”。
那时候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了，不是一口通商的时候了，总督答应见了，不过不能在官方的地方见他，会见的地址要安排在伍浩官的家里。约翰·包令就不干，他说要见的话，就在总督官邸，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因为约翰·包令是当时的英国特派全程大使，等于是英国钦差大臣，代表英国来办中国的事情到中国来。后来约翰·包令就接任了香港总督。马克思就讲到了这件事情。虽然那时候已经没有保商制度了，那时候已经一口通商结束了，但是，那种历史惯性还在，外国人跟官府之间有什么事情十三行在中间就要起中介作用。
前面讲了这么多的情况，这就是十三行商人所处的环境。这样的情况下，十三行商人该怎么办?他们有什么对策?首先就是要捐官，花大笔的钱去买官。虽然买来的官没有实权，是个虚名，虚名也是官，他也可以有顶戴，也有官服，所以我们看到伍秉鉴是穿官服的。
伍秉鉴捐的官是三品，那是最高的，当时十三行商人里面能够捐到的官是最高的，后来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可能他的儿子伍崇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朝廷认为他还算是有些功劳，就赏了个二品给他，伍秉鉴是三品。除了捐官以外，还要积极主动的去勾结官府，不但要勾结广东的官，还要勾结朝廷的官，要大把大把的撒银子，而且要从你一开始当行商的时候就要撒银子。你要当行商要申请，因为行商是个垄断的商人，你一定要经过官府的批准，最后要皇帝恩准了，有皇帝的上谕你才能当行商，当时是个很重大的事情。按说这个事情是公事公办，等于申请一个营业执照，但是，私下里他要给粤海关监督行贿一大笔银子，你想得到营业执照你要行贿多少银子呢?史料上一般的记载是2-6万两才能得到营业执照，这是私下的行贿。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自愿的、被迫的捐输，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找你们行商捐钱。
有历史学家统计，1801-1843年，伍家怡和行仅送礼、捐输和报效的银钱1600万两，1834年，伍氏整个富可敌国的家产才1872万两，但是，他们的捐输达到了1600万两，这是有历史学家的统计。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光绪年间《广州府志》：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省内冠，在全广东省里他的捐输是最多的。十三行商人长期以来在外国人和官府两头极力的周旋，往往还是力不从心。在1831年的时候，因为英国商馆是在珠江边，英国人想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由怡和行出面跟官府疏通这件事情，当时伍崇曜出面到广东官府去出面疏通这件事情。当时的广东巡抚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勃然大怒，发怒要把伍崇曜杀了，吓的伍受昌马上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旁边还有粤海关的监督，粤海关的监督就帮着说情。由于他跪了那么长时间，粤海关监督又说情，最后才免于一死，当时把伍受昌吓得要死。两年以后伍受昌就病逝了，然后他的五弟伍崇曜才顶上来。所以有些专家学者说伍受昌英年早逝，恐怕跟那一场事故很有关系，就是英国想扩建码头的事情，可能很有关系。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7年，那时候伍秉鉴已经去世了，尽管那个时候，随着一口通商的消亡，一口通商结束了这个制度以后，保商的制度也就跟着消亡了。但是，因为那种惯性还在，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人就攻打广州，这时候官府又叫怡和行出面在中英之间进行调情，实际上就是议降。
当时《伦敦新闻画报》在1857年2月21日里，《伦敦新闻画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另一张速写表现英国驻广州领事在卸任时跟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等老一辈的行商们辞别的情景。”第一个名字是伍浩官，伍秉鉴已经去世了，这个伍浩官是伍崇曜。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张速写。
这些商行已经用西方的礼节来跟西方人打交道，行商们是握手，左边第一个行商领头的估计应该是伍崇曜，右边这个是英国驻广州的领事，叫做巴夏礼，你看到这个场面，好象大家比较平静，比较友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巴夏礼长期在十三行，这是一个中国通，在十三行，他把自己练成了一个中国通。这个人是非常暴躁和骄横的一个人。所以，当时伍崇曜找他去调停的时候，他也照样是脾气非常大，然后狠狠地打了伍崇曜一个耳光，当时搞的伍崇曜非常狼狈。所以我刚才说，在与官博弈的时候，商人只能是落花流水。
六、惨淡经营，走向衰落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的签订，鸦片战争的结果以《南京条约》为结束。《南京条约》废止了一口通商，改成了五口通商，一口通商结束了。同时还规定英国人可以跟任何中国商人做生意，也就是结束了十三行商人的垄断权。对外贸易垄断过去集中在十三行商人的手里，现在没有这个垄断权了。在鸦片战争中，伍氏家族当时卷在了漩涡里面，经历了国难、家难以后，年迈的伍秉鉴心力交瘁。所以他在1842年12月23日，《南京条约》签订的几个月以后，伍秉鉴给他在美国的朋友罗伯特·福布斯写信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当时他已经不可能了，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在他说这话的半年以后他去世了。
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杰·多林在他的书里面说“1843年9月4日，伍秉鉴去世，享年75岁，为旧中国贸易画上具有象征性的句号。他几乎是广州体制的化身。”这里的旧中国贸易指的是由十三行垄断的一口通商的广州外贸体制。
(PPT)这幅油画画得很好，在很多的权威学者的著作那里我看到了这副图，全部写的是伍秉鉴。但是，伍秉鉴的后人再三跟我说，这个不是伍秉鉴，这个是伍崇曜。昨天晚上我还跟伍家的后人打电话，他还主动地又跟我讲，范老师，那幅画是伍崇曜，不是伍秉鉴，我现在没办法去鉴定这个到底是伍崇曜还是伍秉鉴。
《南京条约》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外贸中心很快就转到了上海，上海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外贸的中心。而且这个时候，除了上海以外，广州南面有个香港，香港开埠以后，很快就繁盛起来了。所以，当时的局势对十三行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怡和行就改成做茶行，那时候无所谓垄断了。但是，在广州十三行里面，伍崇曜仍然是商界的领袖，还有其他的商业活动。比如说怡和行在美国还有投资，他还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大股东，等等这样的活动。但不管怎么样，怡和行都已经从胜转衰，惨淡经营，风光不在。
第二次鸦片战争，十三行被焚毁，对伍家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有各种各样客观的原因，也由于伍家的后人不争气，在伍崇曜以后伍家再也没有商业的英才，伍氏家族迅速衰落，然后消失在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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