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流行，在清代民国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成为家庭聚会的必备零食之一，现在市面上多是葵花籽和西瓜子，那么明代人民最常见的瓜子是什么？下面小编带来介绍。

明代人民最常见的瓜子是什么？

正确答案：西瓜子

解析：晚清之前，“瓜子”主要是西瓜子，晚清以来南瓜子开始流行，民国时期葵花子又异军突起，最终确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幽州土产“瓜子”;

元代的《王祯农书》记载道，“(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

到了晚明，嗑瓜子登上大雅之堂，成了皇家活动，明神宗“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

清代初年，瓜子的街头地位已经堪比今天的奶茶，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中就有“炒西瓜子装衣袖，随路取嚼曰嗑牙儿”。19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甚至在《中华帝国纪行》中说，“你就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买不到西瓜子。”

至于葵花籽大量取代西瓜籽，就是民国之后的事了。 问题来了。现在的西瓜要么“小籽”、要么无籽，那么大板瓜子又是从何而来?这还要归功于农业育种。为了获得更大更饱满的瓜子，在农人的引导下，西瓜走上了分化之路：一些愈发爽脆甘甜，另一些则始终绵软寡淡，瓜瓤被种子抢尽风头，连名字也从“西瓜”变成了“籽瓜”。 清朝光绪年间，籽瓜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乡土志中，得到的描述也大同小异，“味淡”、“瓤不堪食”、“子大而多”、“专取其子”……由于一切为种子服务，籽瓜瓤的口感和味道完全无法与水果店里的嫡亲们相比，但绵软清淡的特性也让它成为了另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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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精于饮食，喜食瓜子，可能源于节俭的理念，而后逐渐深入到饮食文化层面，成了一种习俗。嗑瓜子的习俗大概最早兴于北方，这不单是因为嗑瓜子的记载主要发现于北方的历史文献中，更为客观的原因是北方冬季寒冷而漫长，农闲时大家整天呆在家中避寒——形象地说法叫“猫冬”，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嗑瓜子聊天。嗑瓜子的习俗就这样蔓延开来。

就笔者所见，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在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瓜子”(卷六十九《河北道十八·幽州》)。之后,吴越广为流传的《岁时歌》则记载了“嗑瓜子”的习俗：“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鹞子，三月种地下秧子，四月上坟烧锭子……”“嗑瓜子”何以位列诸事之首，中国人喜食瓜子的传统始于何时?此事尚不可知，但确定的是，明清时已经非常流行了。

康熙年间文昭的《紫幢轩诗集》中有诗《年夜》：“侧侧春寒轻似水，红灯满院揺阶所，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瓜子。”乾隆年间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也记载了北京的元旦：“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乾隆帝在新年之际，在园(圆明园)内设有买卖街，依照市井商肆形式，设有古玩店、估衣店、酒肆、茶肆等，甚至连携小篮卖瓜子的都有”。

文学作品根植于现实。红楼梦》、《孽海花》等明清小说中都有卖瓜子、嗑瓜子的情节。

万历年间兴起于民间的时调小曲《挂枝儿》有《赠瓜子》一曲：“瓜仁儿本不是个希奇货，汗巾儿包裹了送与我亲哥。一个个都在我舌尖上过。礼轻人意重，好物不须多。多拜上我亲哥也，休要忘了我。”冯梦龙点评：“首句旧云‘瓜仁儿本是个清奇货’，甚无谓，且与礼轻意重不合。今云‘本不是个希奇货’，妙甚。”清中前期“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到了清末，“瓜子，岁获约一万五千余斤，除土人用营销潦河口汉口无大宗”，可见瓜子消费量不可小觑。

民国时期丰子恺先生花大篇幅叙述了中国人嗑瓜子的习俗，他认为国人吃瓜子的技术最进步、最发达，“在酒席上，茶楼上，我看见了无数咬瓜子的圣手。近来瓜子大王畅销，我国的小孩子也都学会了咬瓜子的绝技”。丰子恺先生最痛恨用嗑瓜子来“消磨岁月”，把嗑瓜子当成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进行批判，他说，“除了抽鸦片之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当代作家权延赤的纪实文学《餐桌旁的领袖们》还提到“毛泽东喜欢吃黑瓜子(西瓜子)，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高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里放……天天夜里开会，毛泽东(瓜子皮)建一座‘宝塔山’，刘少奇堆成‘蒙古包’，高岗有时一簸箕都装不下，要分两次装”。

总之，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喜食瓜子。明代以降嗑瓜子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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