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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如何发家致富,乔致庸经商之道是怎样的?

乔致庸如何发家致富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

乔致庸曾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2006年开始在中国大陆上映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讲述了乔致庸的经商史。其中男主角乔致庸由陈建斌扮演。他的妻子陆玉菡由蒋勤勤扮演。本剧以山西乔家大院为背景,以历史上有名的晋商乔家人的传奇经历为主线。

  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儒商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用人之道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 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剧中潘为严原型),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乔家发家史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 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升昌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升昌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家大院

乔致庸创办的银号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 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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