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是如何死的?

吕留良是反对清王朝统治最为决绝的明遗民，也是受清政府镇压最为惨烈的明遗民。他反对清政府的宣传工具是倍受当时名士鄙弃的八股文，他的这种怪异的反抗路径却难以得到朋友的认同，吕留良在生前是寂寞的。在他死去几十年后，终于有了一位知音——曾静，可是这位身后知音，却给吕留良及其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雍正决定开棺戮吕留良之尸，当尘封了49年之久的棺椁被打开之时，却发现吕留良肌肤完好，色泽如生，并且胸前还写有“重见天日”四个大字，面带笑容的吕留良最终给了雍正最为冷峻的一个嘲讽。

毁家抗清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轮，字用晦、庄生，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因为吕留良有私人书坊名为天盖楼，所以后人也称吕留良为天盖遗民。

吕留良的先祖以商业起家，富甲一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崇德县受到倭寇的侵略，吕留良的曾祖父吕相曾经捐粮三大船犒军。崇德县修缮城墙时，吕相一家又承担了一半城墙的修缮费用。这两件事足以看出吕家的豪富，但是在传统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吕家两次捐资，也不排除有被朝廷强行逼捐的可能性。因此，吕相发愤读书，志在改换门庭，之后吕家科举兴盛，渐渐成为当地知名的书香门第。吕留良的祖父吕熯又娶了南城郡主，与皇家攀上了亲戚，社会誉望自然也非一般。当时的吕家，虽然说不上是钟鼎玉食、名儒辈出，毕竟也是富足的读书人家，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太平和谐的日子并未延续太久，吕留良还是一个17岁的青年时，他就目睹了清兵南下的杀戮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明朝灭亡之后，多少士大夫之家纷纷败落，吕氏家族也难逃厄运。吕氏一家大明王朝的子民，又是皇亲，自然不肯做清王朝的顺民。清兵打到浙江时，吕留良毁家纾难，与他的兄长和侄儿一起参加了抗清斗争。吕家为抗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吕留良的侄儿吕宣忠兵败被捕，顺治四年(1647)惨遭杀害，就义时年仅24岁，得知侄儿被杀，吕留良呕血数斗，一恸几绝。这场战争中，他本人也是亲冒锋镝，左腿曾经中箭，留下了终身的伤痛。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尽管大明王朝的臣民誓死抗争，也难以挽回明朝灭亡的现实。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大肆搜捕抗清志士，吕留良自然也被波及其中。加之仇家举报，吕留良生死悬于一线。生死关头，吕留良想到了一个既可以全身又可以保家的方法。顺治八年(1651)，25岁的吕留良改名为吕光轮，参加了当地的童子试，成了清朝的一名秀才。参加科举，很大程度上就表明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吕留良既然参加了科举，清政府也就不再追究吕留良的罪责了。吕留良作清朝的秀才，乃是不得已之举，对清王朝政府的仇恨始终萦绕于怀。在痛苦中隐忍挣扎了十三年之后，康熙五年(1666)年，吕留良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他毅然决定抛弃秀才的头衔，消息传出，“一郡大骇，亲友无不奔问彷徨，为之短气”，何以亲友如此担忧惊怕，是因为吕留良此举无异于公开反对清政府，其后果之严重不仅在于吕留良本人，而且还极有可能波及整个家族。但此时的吕留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并赋诗一首表明心迹，诗云：“谁教失脚下鱼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知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不惭尺布裹头归。”幸好有石门县儒学教谕陈子执从中斡旋，吕留良才没有被清政府定罪，事情过去之后，吕留良还特意作诗感谢陈子执，诗曰：“甚荷周旋称解脱，不叫惭憾剩几微。”解脱出来的吕留良本该是非常轻松的，可是吕留良却对儿子吕公忠说：“自此，老子肩头更重矣。”那么吕留良的肩头重担所指为何呢?

生前寂寞

辞去秀才的吕留良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反清斗争，不过，这一次的反清，所采用的已经不再是惯常的武装抗争，事实证明，在当时吕留良也很难组织起一支抗清队伍。吕留良开始借助批点八股文散播反清思想，他将反清的希望寄托在一批下层知识分子秀才身上。当时多数的秀才是仅读八股文选本的，这是令人痛心的局面，庆幸的是吕留良却从中找到了植入反清言论的切口，这真是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但从事后的影响来看，这种做法确实也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目的。这是因为，秀才们每日浸染于八股文之中，反清思想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入他们内心，引起他们对清政府的仇恨，唤醒日渐沉睡的民族意识。当然，这还是浅层次的，更为重要的是，八股文纵有千般罪孽，却可以为吕留良传播反清思想提供便利，那就是八股文的“入口气”。八股文的入口气，也叫代圣贤立言，通俗一点说来，就是以圣贤的口吻发言。比如八股文题目如果是“学而时习之”，因为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所以全篇八股文答卷都要以孔子的口吻发言。模拟圣贤发言或许会丧失行文者的个性，这也是八股文倍受批判的一个口实;不过，如果行文者是高超的左手，那就未尝不可以借助圣贤之口说出内心的情愫，也可以通过圣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和不可估量的号召力，为自我的思想找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依据，这就好比农民起义领袖经常使用的灵魂附体法。

吕留良运用的就是这种策略，通过曾静的供词就可以看出，曾静说：“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议。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的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何如人，焉有不信孔子?”清朝延续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却未曾想到，吕留良就是钻了清廷取士的空子。

吕留良的反清苦心却未能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同，很多人认为，吕留良批点八股文，完全是为了谋利，就像今日学者编订的公务员参考书，盈利是主要目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吕留良有生计上的考虑，明朝灭亡之后，吕留良家族陷入了赤贫，他为了生存，甚至偕同一批好友相约卖艺，可是卖艺毕竟不能维持生活，一幅字画，在当时也就是卖个几文钱。吕留良创办了私人书坊天盖楼，主要刊刻八股文选本，这些八股文选本非常畅销，吕留良在南京朝天宫附近也有书店专门发售八股文选本，这些八股文选本风行海内，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吕留良刊刻一批八股文选本，能够获利白银四千两，这相当于清代一品官员两年的俸禄，这简直就是暴利。

但是吕留良批点八股文的初衷还是反清，谋利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可是当时的人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吕留良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商人，根本不配称为朱子学家。不仅流俗之人持如此观点，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最尊重的学者张履祥也不能洞见吕留良的苦心。张履祥以为批点八股文是下三滥的事情，不仅会耽误学问，而且会使心胸志气变得如八股文一般臭腐，所以他三番五次写信劝说吕留良停止选刻八股文。另一位好友黄宗羲，则讥讽八股文批点是纸尾之学，本无足观。吕留良的家人也都误解了他，其子吕主忠看到刊刻八股文选本如此赚钱，于是抛弃书本，决定继承父亲的事业，以批点八股文谋生，这让吕留良大动肝火，在给吕主忠的信中直言心曲，他说：“吾之为此，卖书非求利。喻义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实人禽中外之关。”吕留良的心事鲜有人能够知晓，他在生前是非常寂寞的，太多的误解与背叛使得吕留良甚至奢望死亡早日来临，与苟活世间的痛苦比照，死亡也许是幸福的，所以《祈死诗》一曰：“贫贱何当富贵衡，今知死定胜如生。”他也自悔早年成圣梦想的落空，《祈死诗》三曰：“总角狂思圣可期，既今老病复何为。”临终前，吕留良完成了他的自悔。他所期望的“此行未必非奇福，沽酒泉台得快论”实现与否，我们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能确定，吕留良是否真的放弃了他的坚守。但是我们从吕留良的自悔中，却深切地体会到了社会文化困境对遗民的重压，也体会到了吕留良自悔中的迷茫和痛苦。

死后惨烈

吕留良的生前寂寞，主要是得不到上层知识界的认可和支持，与之相反，在下层知识群体之中，却不乏将吕留良奉若神圣者。清代有很多秀才都是通过读吕留良的八股文选本而折桂蟾宫的，比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科榜眼吴涵就是因为熟读吕选而通籍金闱的，他对吕留良的感激自不待言，甚至以不得执经叩问为憾事。另外，吕留良之子吕葆中也最具讽刺性的中了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科的榜眼。徐倬对此事的评价是“国士无双存月旦，名山大业守庭闻”，把吕葆中的高中归结为乃父的庭训。还有，直到晚清光绪五年(1879)，13岁的蔡元培开始学作八股文时，他的启蒙老师王子庄还是最为推崇吕留良所选的八股文。在清朝初年，吕留良的八股文选本简直就是通往科举之巅的终南捷径，以至于秀才们尊称吕留良为东海吕夫子，有人甚至还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说东周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南宋的皇帝应该由朱子做，而清朝的皇帝则应该由东海吕夫子做。

湖南秀才曾静就是这样一位极度崇拜吕留良的狂热分子，受到吕留良八股文选本的启发和鼓舞，雍正六年(1728)他派遣弟子张熙前往陕西策反总督岳钟琪，他们师徒坚信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可是岳钟琪却让他们失望了，岳钟琪是坐稳了奴才位子的人，怎么会铤而走险呢，他将张熙逆书案上报给了雍正。

雍正觉得事态严重，迅速组织人马，将曾静缉拿归案，并决定亲自审讯曾静。曾静禁不住雍正的哄骗威逼，最终供出了吕留良，此时吕留良已经死了四十五年之久了。在雍正的眼里，死去的吕留良要比活着的曾静还要可怕，雍正读到了吕留良的八股文选本和诗文集，“繙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禁不住气愤地叫骂道：“自生民以来，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雍正的震惊并非无据，因为他读出了吕留良八股文选本中的两大“违逆”之处：一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二是“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第二个罪状无非是文人发几句牢骚，讥评一下时政，还不足以引起天子的震悼，问题的核心是在第一条罪状上，即“立逆说”。诚如雍正皇帝所言，吕留良确实在八股文选本中暗藏了反清的信息，而且这些反清信息已经深入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于是雍正对本案采取了一番出奇料理，他将审讯曾静的经过详细记载并刊刻成书，即《大义觉迷录》，在书中雍正极力辩解坊间的传言，传言他有十大罪状，包括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逐一批驳辩解，殊不知如此一来，反倒是欲盖弥彰，随着《大义觉迷录》的颁行天下，雍正的十条罪状反而是尽人皆知了。

雍正决定赦免曾静，他认为曾静是被吕留良邪说蒙蔽的迷人，现在经他天恩启迪，由迷反觉，且曾静感恩戴德，可以释放回籍。至于吕留良父子之罪，雍正以为罄竹难书，应按照叛逆罪论处，结果吕留良在死后49年惨遭戮尸。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戮尸时的诡异现象，当棺材打开之时，吕留良的尸首鲜活如生，清廷的屠刀砍下之时，吕留良的颈部还有鲜血喷出。纪晓岚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解释此事说，这是因为吕留良死有余辜，即使死后也难逃罪责，上天有意保留他的尸首不腐烂，就是为了让他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纪晓岚的说法真是无聊至极。晚清时期，清廷已是日薄西山，权威不在，此时的人们对此又有了新的解释，姚永朴《旧闻随笔》说吕留良生前已经预知死后会被戮尸，弥留之际，就写了“重见天日”四个大字，置于棺材之中。尸首完好的吕留良还面带微笑，连同那“重见天日”一起，给了雍正最为冷峻的一个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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