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宋仁宗赵祯是一代明君，“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等人都对他赞誉有加。那么宋仁宗到底为何被称为明君呢?

宋仁宗遇刺事件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十八夜里，宁静而戒备森严的东京皇宫内，忽然出现了四个手持短刀的黑色人影，沿途杀死几名值班的宿卫兵，把长兵器抢到手后，翻过落锁的廷和殿，直闯到皇后居住的福宁殿，他们企图行刺主宰一国命运的仁宗皇帝。

有一宫女听到动静后出来观望，被刺客抓住，要她说出皇帝的住处。由于宫女不敢泄露，结果被刺客残忍地砍断了手臂。仁宗皇帝听到宫女的惊叫声，估计殿外出了大事，冒冒失失就要开门出外察看。头脑清醒的皇后拖住仁宗，不让他出去。皇后立即打发宫人从旁门出宫，驰召都知官王守忠带兵入宫护驾。皇后估计刺客找不到皇帝，定会到处放火，借此烧死皇帝，她打发宦官们提水做好防火准备。果不其然，不一会儿，刺客就点燃了宫帘，宦官们奋力泼水，没有引起火灾，刺客的阴谋又未得逞。其他一些宦官听到动静后，纷纷聚拢到福宁殿，皇后就分派他们把守各路口、房舍，并把他们每人的头发剪下一缕，说等平贼以后论功行赏，将以其为证。宦官们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和获得厚赏，没有不尽死力的。

宫廷宿卫兵赶来后，经过短时间交锋，有三名刺客当场毙命。剩下一名刺客冲出包围圈，边战边退，一直退到宫城北城楼上。他居高临下，防守着狭窄的楼道口，与宿卫兵对峙着。

仁宗皇帝让官员去查证刺客的身份，经辨认尸体得知，原来被杀的三名刺客是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和孙利，经查证，断定逃跑到北城楼上的那个刺客是王胜，也是崇政殿亲从官。

仁宗皇帝一向以仁慈、宽厚著称，而他所亲近和信任的亲从官竟然对他下毒手，这真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在宿卫军士兵与刺客王胜的对峙中，他曾几次下令，不要杀死王胜，要从他的嘴里得到行刺的原因和背后指使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围攻王胜的宿卫兵和指挥官竟然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们擒获王胜后肢解了他。王胜一死，活口全无，刺杀皇帝这样一件天大的事，竟成了无头之案。事过之后，有五位负责皇城安全的皇城司官员受到了降职外调的处分，而事发之夜，值班的皇城司官员杨怀敏却未受处分。因为事变发生在皇后寝殿之下，也有人想借机动摇皇后的地位。幸亏有大臣识破“奸人之谋”，仁宗才没有追究皇后的责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殿中丞吴奎还上书论述仁宗皇帝遇刺案，并请求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不知受到什么思想支配和受到何种势力影响，宋仁宗当时既然没有果断处理好这件事，事过境迁之后，就更无法追究了，所以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了一个无人解开的历史之谜。

为什么说宋仁宗是明君？

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祖先传给他多少领土，他传给后人多少;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高妙的思路。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少数明君之—，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自守之道”。

所谓“自守之道”，指的是一个人对某种良好品质的坚守，无论外界如何改变，自己的内心始终如一。皇帝手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就使得一些人极其傲慢，将臣子视同牛羊。宋仁宗不是这样，他待人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宫内散步，不时回头看，随从们很不解。回宫后，仁宗对身旁的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杯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何在外面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让自己忍着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见他们准备水壶，我要是问的话，肯定会有人被处罚，所以只好忍着不说。”

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自己想办的事因为廷议通不过只好放下，宋仁宗内心里未必没有不满，但他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始终信任并竭力维护这种皇权监督体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叫太监进来给他梳头。太监见仁宗怀中有份奏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还会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做声。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对，朕准备采纳。”这个太监自恃是皇上宠信的人，于是发牢骚：“倘若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听到这话，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监入内，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皇后问：“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非多余，为何将他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宋仁宗重自守之道，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南宋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驾崩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钱哭于大内之前”。消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使整个城市“天日无光”。讣告送至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拉着来使的手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宋仁宗设“衣冠冢”，足以说明宋仁宗在当时的威望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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