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革亮”是古代一种皮具，类似于鞋子，“顶”是皮匠制造皮具的一种做法，这句话是在三国之后才有的，“皮匠”与“裨将”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种说法：“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民间流传中被说成了“皮匠”。

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作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先生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能人造塔。那宝塔要求非常高啦，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五丈高，两千多公斤重。孙权被难住了，急得面红耳赤。后来寻到了冶匠，但缺少做铜葫芦模型的人，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月，仍然没有一点儿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方步，高兴得直摇鹅毛扇子。

那城门口有三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大家都称他们是“丑皮匠”。他们听说诸葛亮在寻东吴人的开心，心里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他们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成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砂里。这一着，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得到铜葫芦浇好的消息，立即向孙权告辞，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三个丑皮匠，胜过诸葛亮的故事，就这样成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谚浯。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三个普通的人智慧合起来要顶一个诸葛亮。其实，臭皮匠和诸葛亮是没有丝毫联系的，“皮匠”实际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第“副将”这句俗语原意是指三个副 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竟把“裨将”说成了“皮匠”。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小学语文课本一篇名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文章。文章中写到诸葛亮带兵过江，江水湍急，而且里面多是突出水面的礁石。普通竹筏和船只很难过去，打头阵的船只都被水冲走触礁沉没，诸葛亮一筹莫展，也想不出好办法，入夜来了3个做牛皮活的皮匠献策。告诉诸葛亮买牛，然后把牛从肚皮下整张剥下来，封好切口后让士兵往里吹气，做成牛皮筏子，这样的筏子不怕撞，诸葛亮按此方法尝试并顺利过江。之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这句民间谚语广为流传。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作为俗语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比喻人多智慧广，有事请大家商讨就能产生好办法。诸葛亮足智多谋，尽管是盖世奇才，其智慧也是有限度的。“三个臭皮匠”之所以“赛过诸葛亮”，是说人多计谋多、力量大，是对群体效应的高度赞美。

美国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做过“群体效应”实验，他的实验项目选择骑自行车，一是单独骑，二是有人陪伴骑，三是与人比赛骑。同一个人在三种情况下记录的结果是：有人陪伴骑的速度比单独骑的速度提高30%，与人比赛骑的速度又比有人陪伴骑的速度提高5%。这种一个人与他人一起活动，使效率提高的现象叫做社会助长作用。印证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是增量的或增质的本质。

心理学家奥斯博瑞提出的“头脑激励法”也从群体增长智慧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具体做法是：大家坐在一起，主持人提出要解决的问题，鼓励群体成员提出各自的看法，任意思考，畅所欲言，互不批评、指责，自由讨论。在讨论中他人的看法启发了自己，使之展开发散性思维，从而提出比个人独自思考情况下高出两倍的意见数量。该做法起到了启迪智慧、集思广益的作用，将提出多种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正像任何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效应只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脱离开那个环境就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它适合于简单的任务和决策前的准备阶段。如在农田劳作、在工厂车间生产、讨论问题等，群体行动中可以互相促进，一方面参与成员自我期望值较高，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他人较高的评价，这样的环境中对激发个人动机是有益的。但在接受复杂任务时，尤其是精细的脑力劳动则不适合。医生治病需要有独立的诊断室，工程师绘图需要有单独的设计室，咨询师咨询需要有安静的场所，他们大多以个体操作为主。作家写作、美术家作画更不容打搅。上述职业如果“三个臭皮匠”在一起，便会产生干扰现象。

群体中存在着社会干扰作用，由于他人在场，使个体工作和生产出现减量、降质的现象。一些学校规定教师、科研院所规定科研人员不坐班，就是为了避免社会干扰作用的出现。显然，大多数脑力劳动不能把“三个臭皮匠”组合在一个群体小环境中，要保持个体的独立思考不受干扰。

由此看来，“三个臭皮匠”的组合是有选择的，简单劳动在一起有促进作用，复杂劳动则不宜在一起。能在一起时，顶个诸葛亮是可以的;不能在一起时，则无法形成合力，自然就无法“赛过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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