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每当爆发叛乱或发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朝野常常会找出一两个大奸巨恶来，并把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王朝倾覆的屎盆子都扣在他们头上。然而有些事情显然是皇帝的错，需要皇帝本人出面认错才行。但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皇帝们从来不愿亲口认错，而是以诏书的形式间接认错。皇帝们的检讨书，又叫“罪己诏”。

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下罪己诏。最常见的情况是“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等自然灾害的出现。汉明帝因为日食下诏罪己;汉安帝因为大饥荒导致人吃人而下诏罪己;咸丰因为四川大地震和黄河决口，在登基的第二年就下诏罪己，说自己“薄德”。客观地说，这些灾难的发生，并不是皇帝的错。可谁让他们喜欢借超常规的力量来装神弄鬼，给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呢?既然借了光，就要为超常规力量带来的灾难担责任。

皇帝下罪己诏的第二种情形是政局危急，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皇帝都可能做不成了，这时候还有什么颜面需要顾及的呢?于是，穷途末路的皇帝也“勇于”自我批评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狼狈逃往四川，途中落魄到和山野村夫同吃同住。有一位草民郭从谨就勇敢地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如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您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面圣，哪能和皇上对话呀!”唐玄宗无法辩驳，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他的曾孙唐德宗，因为天下割据、长安失守，被叛军一路追杀到奉天，从皇帝沦落成一个县令。无路可退了，唐德宗颁下《罪己大赦诏》。这份罪己诏不仅是自我批评，简直是自我痛骂，说天下大乱，“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他自己“痛心靦面”，深刻反省，觉得“罪实在予”，都是自己的错。骂完自己后，唐德宗承诺要革新政治，“将弘远图，必布新令”。这份罪己诏振奋了军心，唐德宗最终扭转了颓势。

明朝崇祯皇帝似乎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隔两三年就涕泪交下地痛骂自己一顿，就连最后国破家亡他不得已上吊殉国的时候，身上还藏着最后一封罪己诏。其中一句“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就赚得了不少同情分。不过从结果来看，崇祯颁布的那么多的罪己诏，都没起到多大功效。这也是所有罪己诏的通病：效果不大。这和皇帝们“罪己”的态度有关。

崇祯十年，天下大旱，崇祯也下了一道罪己诏。这诏书根本不是在自责，简直是在痛斥文武大臣：“出仕专为身谋，官居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愚可容。”接着，他分门别类，把地方督抚、勋臣贵戚、乡宦士绅、不肖官吏、积恶衙蠹等挨个骂了个遍，得出一结论：民不聊生，不是我皇帝做得不好，而是你们没贯彻落实好我的英明决策。崇祯至死都是这样的态度，遗诏还认为“诸臣误我”，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如此自负的人，哪能真正认错改正呢?

自古君王不认错，他们都是自负的人。可往深了说，天下的事很多是君主专制政体造成的，不是皇帝个人的对错决定的。如果只是由皇帝出面认个错道个歉，却不反思整个君主专制体制，根据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罪己诏往往只有空话，没有实际行动，或者问题揭露出来了，但改不了。光绪就在1901年的罪己诏中承认“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一个又一个朝代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重新跌倒，重复同样的道路。古代政治也就陷入类似的低水平循环。

罪己诏不仅不会反思君主专制体制，从本质上讲还会强化这个问题之源。它“小骂大帮忙”，用一份检讨书洗清皇帝的污点，还给皇帝加上了知错能改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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