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学到许多行军打仗的学问。带兵打仗后,又不为书本知识所束缚,能够因地因时制宜,积极寻求制胜良策。他不喜欢书生式的高谈阔论,注重实际有效的军事学问,所着《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便是其实际经验的总结。他还善于向同时代的人学习,如向俞大猷学习棍法,向唐顺之学习枪法,并以此训练士兵。这种注重实效,虚心学习的态度,使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常人,他所带领的戚家军从未遭受失败,胜利记录无人可比。
明朝的基本武装力量是各地衞所,但到明朝中叶,各地衞所处于严重废弛状态,根本不能承担实际的战斗。针对这种局面,戚继光主张另行招募新军,并且认为只能用「乡野老实之人」,切忌用「城市游滑之人」。自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先后三次深入浙江义乌,共招募一万余名农民和矿工。选定士兵后,对他们进行编组,按照年龄、身材和体质等条件,分别授与藤牌、狼箲、长枪、叉、刀等武器。一方面进行单个训练,另一方面进行营阵训练,以发挥整体的战斗力。通过建立新型的军队,对倭作战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扭转。
明朝建立之初,在全国要害处设有衞所,驻屯官兵都是世袭。一般每衞5,600人,置衞指挥使统领;每千户所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每百户所112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十小旗,每小旗10人。明初有329衞和65所,以后不断变动,有493衞和359所。至嘉靖时期,由于士兵大量逃亡,沿海地区平均每衞只有1,797人,仅占原额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其中还有不少虚占军籍者。因为人员不足,加上军官克扣粮饷,士兵纪律涣散,装备落后,根本不能抵御倭寇侵扰。
严明的军纪是胜利的保证。在平时的训练中,戚继光要士兵熟练掌握金鼓、号炮、旗帜的号令,要求做到统一步调,万为一体。作战时,全体官兵必须集体向前,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此外,戚继光赏罚分明,如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一律论罪。采用这样的治军方针,戚继光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
戚继光赏罚分别,绝不徇私。据传,戚继光曾令儿子戚印为先锋,在倭寇必经路段设伏,出发前明确交代:只许败,不许胜,待敌人全部进入后才准反攻,违令者依军法论处。设好埋伏后,倭寇果然沿所料路线开过来了,戚印按捺不住,下令攻击,倭寇大败而逃。班师回营后,戚印向父亲禀报作战经过,戚继光听完大怒,以戚印不听军令,致使敌人退逃一半,下令将其正法。诸将苦苦求情,说戚印虽然违反军令,但已打败倭寇,可以将功抵罪。但戚继光不为所动,终于斩了儿子。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所依靠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水师。步兵编制依次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12人,每营2,699人。队是基本单位,各人分持不同的武器,作战时集体配合,以「鸳鸯阵」对付敌人。步兵之外还有水师,为了协同作战,戚继光将不同船支配为一哨,二哨为一营,共设四营。北调蓟州后,为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将「鸳鸯阵」加以发展,创立了由车、骑、步相互配合的联合兵种。车兵抵御敌军的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各兵种协同作战,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军事思想。
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时,经常采用以众击寡、速战速决的战术,这与沿海地形及倭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中国东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倭寇随时都会登陆,登陆后往往占据地形险要之处,向前推进时又常常小股分散。为了争取主动,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调集军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迅速消灭敌人。史称戚继光「临事则飙发电举」,他常以惊人的行军速度,像疾风骤雨一般,及时赶到数十百里之外,用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重点,迅速将敌人瓦解、全歼。然后赶到援敌必经之地埋伏,待援敌经过,出其不意将其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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